
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--
蒋中正
中正与湖南人民暌违久了,今日到这个欢迎大会,与湖南人民握手言欢,中心欣悦,不可以言语形容。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,在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历史中具有无限光荣,这是值得我们佩慰的。今日特就此机会,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,向湖南人民说一说。湖南人民受共产党的残杀压迫和剥削,到现在想起来,恐怕还有余怖。回忆十五六年之交,共产党盘据湖南的时候,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,而且到处从事没收土地,没收工厂,没收商店,结果使湖南农民,没有田可耕,湖南工人,没有工可作,湖南商人,没有商业可以经营,民生雕敝,社会纷乱,使湖南人民,不仅不能安居乐业,而且单纯的生存,也无时不在危险状态之中。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,考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一般青年,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,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,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,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,也可以适用于中国。他们误认共产革命,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,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,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,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。为完成国民革命计,为图谋人民利益计,为促进民族独立计,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,便不能不加以纠正。
总理曾经告诉我们,解决问题,要以事实做基础,这两句话虽然简单,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,许多考察,而得的结论,这即是革命的最高原则。一切革命的行动,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,然后才不会错误,才会成功。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,要先把这个问题的性质、内容和背景,看得清清楚楚,然后去寻适当的方法,这个问题,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。俗语说得好,“对症下药”,在下药之前,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,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,就随便下药,不仅不能医好,而且反要弄坏;这个道理也可以适于革命。革命要有主义,有方法,然而革命主义,和革命的方法,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。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,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不一定适合于乙国。因此,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在乙国难免失败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,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。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,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,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,是救民族,救人民的唯一出路。我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,再研究这两种革命,那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。
先从革命的动机说,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,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,起于恨。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,就是求人类和平,是起于爱。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:“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,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”。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。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,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,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,人民的痛苦,更加利害。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,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生存的呼声,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,领导人民实行革命。所以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,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,整个民族,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,这是因为他的革命,是由于爱。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,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,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,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,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,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,在革命的过程中,既不许肆行屠杀,在革命的成功后,就可以实现和平。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,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,会发挥残狠的行为,就是在革命成功后,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,革命的动机不同,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,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。
次就革命的性质说,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,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。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。在共产党的眼中,除无产阶级之外,没有别的人民,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,没有别的社会利益。他们的主张,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,现在姑且不论。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供牺牲,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,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。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,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,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,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,都要同时实现,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,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;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,当然毫不忽视。不过我们认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,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,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,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。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,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,实现全社会的利益,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。总而言之,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,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,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。
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。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:一个是阶级斗争,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。他们革命的性质,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,他们的革命方法,当然就是阶级斗争,他们把整个社会,画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,他们以为阶级斗争,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,所以阶级的意识,如不明显,他们要使之明显,阶级的冲突,如不激烈,他们要使之激烈。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,革命才能成功,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。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。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,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,而要得到民众拥护,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,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,使得社会混乱,民不聊生,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,夺取民众,来做他们的奴隶,民众而可曰夺取,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,其居心可知矣。一方徒唱高调,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,引诱民众,使之为共产党效力,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,强迫民众,听其指挥。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。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,国民革命的性质,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,国民革命的方法,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,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。详细说,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,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,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,在革命势力的内部,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,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,集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,以充实革命的势力,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。至于国民革命,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,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,不是采夺取的手段,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。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,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,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,强迫民众服从。我们只在宣传主义,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,是我们的唯一出路。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,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,不须去夺取。总而言之,各有各的革命方法,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。
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,我们已从动机、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,究竟那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,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。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,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,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,在近代革命历史上,开辟了一个新纪元,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,我必力与之争,即此一点,就可证明,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,其始并无丝毫成见。所以俄国革命之初,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;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,不许我离开,所以没有实行。十一年陈炯明叛变,我赴难到粤,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,和我们 总理深谈了一夜。 总理当即准许我照预定计画前往苏俄,切实考察。后来陈逆虽然逃窜,广州虽然克服,而杨希闵刘震寰飞扬跋扈,日益嚣张。当时革命环境,恶劣万分,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,另辟新路,决不容易成功。于是摆脱一切,决心赴俄。那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,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,全归泡影,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,以共产党的方法,决不能达到。所以俄国共产革命,决不能算是成功;即使退一步说,他们的革命,可算成功,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,所以回国以后,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,曾对总理表示异议,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。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,可分两时期:从苏俄革命时起,到我赴俄之时止,为第一时期;赴俄之后到了现在,为第二时期。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。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!是反对的!这种变迁,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。现在许多青年,因为没有实地考察,所以对于共产革命,不少盲从。我现在特本个人经验,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:
蒋中正
中正与湖南人民暌违久了,今日到这个欢迎大会,与湖南人民握手言欢,中心欣悦,不可以言语形容。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,在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历史中具有无限光荣,这是值得我们佩慰的。今日特就此机会,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,向湖南人民说一说。湖南人民受共产党的残杀压迫和剥削,到现在想起来,恐怕还有余怖。回忆十五六年之交,共产党盘据湖南的时候,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,而且到处从事没收土地,没收工厂,没收商店,结果使湖南农民,没有田可耕,湖南工人,没有工可作,湖南商人,没有商业可以经营,民生雕敝,社会纷乱,使湖南人民,不仅不能安居乐业,而且单纯的生存,也无时不在危险状态之中。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,考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一般青年,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,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,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,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,也可以适用于中国。他们误认共产革命,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,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,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,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。为完成国民革命计,为图谋人民利益计,为促进民族独立计,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,便不能不加以纠正。
总理曾经告诉我们,解决问题,要以事实做基础,这两句话虽然简单,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,许多考察,而得的结论,这即是革命的最高原则。一切革命的行动,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,然后才不会错误,才会成功。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,要先把这个问题的性质、内容和背景,看得清清楚楚,然后去寻适当的方法,这个问题,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。俗语说得好,“对症下药”,在下药之前,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,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,就随便下药,不仅不能医好,而且反要弄坏;这个道理也可以适于革命。革命要有主义,有方法,然而革命主义,和革命的方法,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。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,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不一定适合于乙国。因此,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,在乙国难免失败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,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。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,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,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,是救民族,救人民的唯一出路。我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,再研究这两种革命,那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。
先从革命的动机说,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,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,起于恨。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,就是求人类和平,是起于爱。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:“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,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”。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。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,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,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,人民的痛苦,更加利害。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,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生存的呼声,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,领导人民实行革命。所以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,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,整个民族,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,这是因为他的革命,是由于爱。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,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,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,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,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,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,在革命的过程中,既不许肆行屠杀,在革命的成功后,就可以实现和平。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,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,会发挥残狠的行为,就是在革命成功后,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,革命的动机不同,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,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。
次就革命的性质说,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,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。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。在共产党的眼中,除无产阶级之外,没有别的人民,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,没有别的社会利益。他们的主张,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,现在姑且不论。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供牺牲,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,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。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,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,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,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,都要同时实现,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,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;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,当然毫不忽视。不过我们认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,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,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,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。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,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,实现全社会的利益,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。总而言之,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,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,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。
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。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:一个是阶级斗争,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。他们革命的性质,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,他们的革命方法,当然就是阶级斗争,他们把整个社会,画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,他们以为阶级斗争,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,所以阶级的意识,如不明显,他们要使之明显,阶级的冲突,如不激烈,他们要使之激烈。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,革命才能成功,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。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。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,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,而要得到民众拥护,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,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,使得社会混乱,民不聊生,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,夺取民众,来做他们的奴隶,民众而可曰夺取,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,其居心可知矣。一方徒唱高调,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,引诱民众,使之为共产党效力,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,强迫民众,听其指挥。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。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,国民革命的性质,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,国民革命的方法,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,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。详细说,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,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,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,在革命势力的内部,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,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,集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,以充实革命的势力,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。至于国民革命,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,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,不是采夺取的手段,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。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,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,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,强迫民众服从。我们只在宣传主义,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,是我们的唯一出路。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,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,不须去夺取。总而言之,各有各的革命方法,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。
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,我们已从动机、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,究竟那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,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。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,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,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,在近代革命历史上,开辟了一个新纪元,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,我必力与之争,即此一点,就可证明,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,其始并无丝毫成见。所以俄国革命之初,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;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,不许我离开,所以没有实行。十一年陈炯明叛变,我赴难到粤,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,和我们 总理深谈了一夜。 总理当即准许我照预定计画前往苏俄,切实考察。后来陈逆虽然逃窜,广州虽然克服,而杨希闵刘震寰飞扬跋扈,日益嚣张。当时革命环境,恶劣万分,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,另辟新路,决不容易成功。于是摆脱一切,决心赴俄。那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,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,全归泡影,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,以共产党的方法,决不能达到。所以俄国共产革命,决不能算是成功;即使退一步说,他们的革命,可算成功,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,所以回国以后,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,曾对总理表示异议,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。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,可分两时期:从苏俄革命时起,到我赴俄之时止,为第一时期;赴俄之后到了现在,为第二时期。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。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!是反对的!这种变迁,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。现在许多青年,因为没有实地考察,所以对于共产革命,不少盲从。我现在特本个人经验,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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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,根据上述,大概可以明了了,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,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。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,立即退出皈依三民主义,没有加入的,要随时留意,不要为他们所引诱,如果是执迷不悟,那本党为保障革命计,对于反革命的人,自当予以最严厉的处分。 五月各种国耻纪念日,不久将到了,共产党难免假借这个机会,又来实行煽动。所以一般青年,也不能不注意。总之,打倒帝国主义,是目前革命唯一目的,是本党的根本政策。所以本党必定领导全国人民,向着这个目标前进。不过我们要知道打倒帝国主义,不是徒呼口号所能成功,更非一纸标语所能济事,一定要有计画、有步骤,才有成功的可能。如果为一时的感情所激发,为一时的冲动所驱使,而出于轻躁的行动,以取快一时,不仅不能打倒帝国主义,而且徒然引起革命的障碍,或反增加了帝国主义许多压迫的力量。我们今后唯一的出路,就是“卧薪尝胆”“忍辱负重”八个字。勾践灭吴,也要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,何况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,那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?所以各种国耻纪念的时候,我们应该沉默志哀,痛定思痛,切实作实力的准备,以图最后的决战。游行示威,呼号叫跳,一方面足以引起民众的厌恶,同时也足以使敌人窥探我们的底蕴,这实在是最幼稚的行动。一切青年,要明白国民政府是革命的畋府,是负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责任的政府,要打倒帝国主义,只有全国一致拥护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,使他能够完成其使命,如果为共产党所欺骗和诱惑,而反对本党和破坏国民政府,便即是反对革命。反对革命的,自当予以严重的制裁。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现在已开始了训政时期。训政时期的工作,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,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。在这过渡时期内,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,培养社会的元气;一面以导师的资格,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。中央受全党的重托,执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,所以我们要以全力尽保姆和导师的责任,以全力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。凡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,中央必以保姆资格,加以抑制,有不受训练的举动,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,加以约束。我们只知尽应尽的天职,为革命来努力奋斗。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,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,欺骗我们革命青年。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,要时时刻刻提防共产党的诱惑,使大家迷入歧途,重蹈永劫不复的惨境。并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国民党,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,共同努力,而走向为民族努力,为民权奋斗,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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